外国记者:抗战延安没人种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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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历史真相

  编者按:李效黎,1916年生于山西省离石县,1931年考入太原女子师范,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成为离石县第一位女大学生。大学期间,她成为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英国人林迈可(MichaelLindsay)先生的学生,随后二人结为夫妇。1941-1945年11月,她与丈夫林迈可于珍珠港事变之日,离开北平燕京大学,到八路军华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在聂荣臻将军、肖克将军处工作,辗转晋察冀边区,足迹遍及华北的山山水水。1944年春夏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本文中,李效黎回忆了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的情景,这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共产党根据地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集中采访活动,也是中共对外宣传的一次重大突破。
  
  记者团终于到了,除了毛主席外,其他党政军要员都去交际处迎接,当晚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记者团的领队是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谢保樵委员。在他离开延安前,我已与他很熟了,因为他们去访问各个地方时总是我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中国记者中迈可认识的只有魏景蒙,外国记者中他认识的有根塞·斯坦因和伊舍瑞尔·爱泼斯坦。
  
  阎锡山司令部来的两位官员,一位是阎锡山地区的财政局长徐士珙,是阎太太的侄子,另一位是过去山西省主席的儿子赵宗复,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有趣的是当我哥哥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国时,曾有人来说媒,想把这位赵先生的小妹妹许配给他。不过,这门亲事没成。这次意外见面,我们还是谈得十分投机。
  
  记者团逗留了3个星期。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跟着他们到处参观,还参加了许多为他们而设的宴会。迈可主要陪一组对军事形势有兴趣的记者,而我则陪另一组去鲁迅艺术学校的记者。
  
  所有的记者对延安都有深刻的印象。国民政府搞的反共宣传手法也确实太笨拙了。来延安之前,有关当局曾对那些记者说,你们到延安后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种植鸦片,还说共产党自1939年以后就没有认真地和日本人作战,还公布了一份已被共产党处死的人的名单。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种植鸦片,他们了解到共产党同日本人打了许多仗,他们也会见了那些据说已被处死的人(名单上有一人我们认识,他叫张镇,是晋察冀边区的军械局长)。
  
  有一次,我陪记者们参加了一个联欢会,到会的全是艺术家、剧作家、演员、教授和画家。这是一次非常热闹的聚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作家丁玲和电影明星陈波儿等有名人物。只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没有来,使大家感到有些失望。据说是她身体不好。
  
  没过多久,我和那批记者在王家坪十八集团军总部举办的一次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
  
  有一天下午,我们应邀去访问延安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是贺龙将军,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他领我们到处参观,包括武器、通信设备等等。闲谈时,贺龙将军对我说:
  
  “我听说你老家在山西离石。”
  
  我点点头。他继续说:“你知道,1936年春天,我们进攻到山西,快要打到离石了。你父亲是我们掌握的地主名单上的头号人物,那时如果我们到达离石,你家的那些土地就要全部分掉。”他对我咧嘴笑一笑,“不过,我们没有打到离石。后来就实行统一战线,我们才到了这里。”
  
  我记得,1936年春天,父亲曾接到我三婶母的来信说,红军在夏天可能要打到离石,地主的财产全部都要没收。当时她吓得要死,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次难忘的集会,就是访问鲁迅艺术学校。那天晚上,学校花园里挂满了五彩灯笼,整个会场布置得非常漂亮,几乎使你忘了现在还处于战争时期。参加集会的人不论男女,个个都有很好的文艺修养,演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有关前线的话剧之后,开始跳舞,最后又跳起了秧歌舞。这是一种简单的三步舞,配以当地的民族音乐,这里的任何一个庄稼人都会跳,也都乐意跳,我虽然过去没有跳过,但那天聚会大家都兴高采烈,我也忘了害羞,跟着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我很喜欢这样的聚会,从那天起,我就常常去参加艺术学校的各种集会。
  
  两个星期以后,全体外国记者要到晋西北的前线去访问。中国记者因规定的期限已到,准备回重庆。有几个记者认为延安很有意思,想多待几天,但这样就会有危险,可能会被有关当局认为同情共产党。
  
  根塞·斯坦因先生为了写他的书多住了几天。天主教报纸的神甫咸那汗和中央社的顾问武韬先生跟中国记者一起回去。只有一位中国记者张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去前线的外国记者回来后,再陪他们一起回重庆。
  
  我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天,跟他们都很熟悉。我和访问团团长谢先生谈过好几次话。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们从前线回到后方的人,常常是挤在一部卡车里,特别是遇到下雨天,一等就要好几天。这时,谢先生说:“为什么你丈夫不去重庆工作呢?那里电台工作也很多,他有高超的技术,肯定会赚到不少的钱。”
  
  面对这种虚伪的言辞,我就问他:“我们愿意到重庆或英国去,可是你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你可能知道,有些外国人,荷兰人、瑞典人、法国人,他们一到西安就遇上麻烦,有的还被关进牢里,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从延安去的。其实他们是从北平日本人的统治下逃出来,经过共产党的根据地而已。”
  
  我们的谈话,往往一谈到这里就卡住了。因为谢先生始终不敢担保我们到达西安国民党统治区后的安全。
  
  周恩来送别记者团离开
  
  记者团离开的前夕,交际处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前来欢送的高级人士中有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等人。我想他们也许酒喝多了,大家都显得有些敏感,感情有些激动。为了交通工具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因为卡车的发动机有些毛病,司机不敢保证车子能如期开出。谢先生坚持第二天一定要走,争论几句之后,他竟然指责延安当局有意扣留他们。因周恩来副主席曾经劝他们多住几天。
  
  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反驳说,延安方面盛情款待记者团,尽量使记者们能看到他们想看的一切。现在领队的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是出乎意料。记者团里的人都觉得谢先生这样说太不像样,但也不愿意得罪他。只有魏景蒙准备站起来说话,但未等他开口,周恩来已经站起来,从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卡车已修理好了,那天阳光普照,大家的心情和前一天晚上迥然不同。周恩来副主席早饭后不久就来了,他和来访者有说有笑,仿佛把前一天那件不愉快的事忘掉了。
  
  记者团走后好几个月,有一批外国记者跟美国军方人士一起到延安来,从他们那里我们才听说记者团报道延安情况的内容还算不错,可是有些官方报纸,还是说延安郊外种植鸦片。神甫咸那汗和武韬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太不诚实,两人均宣布说,他们在访问延安期间,根本就没有见到有种植鸦片之事。
  
  阎锡山部下的两位官员,徐先生和赵先生想多看看延安方面的情况,多住了十来天。有一天他们去参观在前方使用的最新式的、便携式收发报机,这是迈可设计的。他们看了后印象极深,见到我就说:“这里的无线电设备比中国其他地方都先进,比我们先进,比国民政府地区也先进。这都是林迈可先生的功劳。”
  
  他们对迈可有如此评价,我内心当然很高兴。那位徐先生又问:“为什么你和林先生不到我们地区去?阎锡山将军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可是找不到像林先生这么能干的人,去装配那么好的通信设备。”他又说:“你们11月份来好不好?那时一般战斗不多,我们将派马车来,还要派4匹骡子来接你们,好让你们在路上走得快一些,舒服一些。”
  
  这突如其来的建议,对我的确很有吸引力,因为在阎锡山地区还有我的不少亲戚,有些还是童年时代的朋友。我感谢他们的邀请,但我说要和迈可商量,还要和延安当局谈谈。接着我们又谈到家乡和我爱吃的食品,引起我对童年时代的回忆。
  
  后来我把这一切告诉迈可,他认为有机会去阎锡山地区看看一定很有意思,但要先和朱德总司令或者叶剑英参谋长商讨。朱德总司令表示他不大信任阎锡山,可是只要阎有正式公函来借用林迈可,那时,会作出适当的安排。
  
  事实上,正式公函一直没有来。11月份我们收到徐先生寄来的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上大意是过这么久才写信很抱歉。由于抗日战事紧张,暂时不便请你们来这里。附上6码红布和蓝布,两条毛毯,作为礼物。今后环境许可,当再邀请你们,等等。
  
  迈可说,他对去阎锡山地区访问的计划,一直是有怀疑的,收到这封信后,我们就死了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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