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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周恩来与江青亲如兄妹

2015年11月10日 历史真相 ⁄ 共 188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3,844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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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
  
  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
  
  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
  
  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
  
  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
  
  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
  
  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
  
  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的。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
  
  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
  
  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包括江青同志也是要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
  
  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赵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
  
  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
  
  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
  
  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摘自戚本禹《回忆江青》;来源:中国将军政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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