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如此艰辛:论毛泽东中苏论战与苏联亡党亡国之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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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关于毛泽东

  1963年1月,苏联《真理报》发表长文对中共进行指责:“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时时诋毁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毛泽东开始针对《真理报》的文章写驳论。
  
  1963年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几年内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以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新“五反”运动的指示。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等材料上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1963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话时指出:“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再过10年、20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1963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对苏共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苏之间开始了历时两年、影响广泛的“大论战”,这些大论战是毛泽东组织和主持的。这封信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指出:“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封复信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963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指出:“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1964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一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时说:“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应。”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
  
  1964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指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联名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是“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1964年4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指出:“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不要将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了。……一代、两代,到第三代、第四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很难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很担心……我是曾经讲过的,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这是王安石的诗,古时候的人是很注重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打天下,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的问题,现在苏联已经改变颜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没有多少经验,很容易走弯路。从现在起,对于反修防修,防止倒退,就要提高警惕。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真理如此艰辛:论毛泽东中苏论战与苏联亡党亡国之灼见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1/3的学校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吧。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6月16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培养接班人5条标准,他说:“要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1964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广大的苏联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特权阶层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不满的。”
  
  文章就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文章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无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文章还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196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第一书记。但仍然奉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谈话时指出中苏之间:“要争论一万年。”
  
  1965年3月4日,约2000名中国、越南等国留学生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游行示威,遭到苏联警察、士兵的暴力镇压。毛泽东愤怒地说:“这就是苏联的所作所为呢!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才会这么干!还派了骑兵和士兵,这和旧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有什么两样?和段祺瑞、冯国璋、蒋介石有什么两样?修正主义当权,就是这个样子。……古今中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1965年3月23日,经毛泽东审阅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发表,文章写道:“像赫鲁晓夫那样的花岗石脑筋,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道路,决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只不过是一小撮人,只不过是极少数。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占全世界人口90%以上的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一定能够团结起来的。”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跟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卓超等人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讲道:“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与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谈话时,针对马尔罗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一句话,指出:“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另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文章指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196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苏联《真理报》评论文章说:“笔墨官司,你来我往,各执一词,永无休止。对于苏联的新老修正主义分子,只能是不断揭露,不断批判,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一些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然而,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相继逝世,与苏联的原则争论就此嘎然而止了,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逐渐熄灭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星空里,人们在“苏东巨变”中惊诧地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象流星一样划落进无边无尽的历史的云烟。在毛泽东离去的15年后,没有了中苏论战的振聋发聩,苏联悄无声息地应验了毛泽东预言的亡党亡国,留下了纷乱、迷茫、分崩离析的一地鸡毛。
  
  1994年,曾经参与开启中美大门的基辛格博士对苏联解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苏联没有像毛泽东呼吁的那样将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却毫不留情地将苏联扔进了垃圾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成员B.M.顾恩科在关于“毛泽东以及修正主义在中国和俄国”问题的系列讨论中说:“毛泽东在他最后的20年里与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无情的斗争,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程。当时他警告说,苏联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将导致它灭亡。……今天,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正确的。”
  
  毛泽东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迟到的认识。历史无法改写,历史却可以让人思索。(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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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四八一战十 六四八一战十 9

      中国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全靠文革余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