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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事业—文艺、知识分子、历史、传统、现代、后现代

2015年10月28日 关于毛泽东 ⁄ 共 2543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 阅读 1,18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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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石先生)郑重推荐一篇好文章:今早5点醒来,再无睡意,于红歌会网看到了一篇90后写的文章,忽觉春风拂面,病躯抖擞,不由击节赏叹,叫好不已!
  
  该文立意高远,视野宏大,引证旁博,逻辑严谨,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作者洞幽发微,于日常生活中透视文化因素,其思想敏锐非一般人可及;文化、历史与政治融会贯通,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交互印证,足见修养深厚;繁简得体,行文流畅,又显大家风范。90后中居然有这般思想深邃的爱国学人,则更为难能可贵!
  
  读完这篇文章需要有一点耐心,但真正读完,您一定会有所收获。病中顽石向同志们、朋友们郑重推荐!​​
  
  正文:
  
  毛泽东时代既是继承和再造了一个浴血重生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进步性。文艺从少数贵族、精英的消遣娱乐而变成全民的精神财富,知识分子从文化占有者成为“文化工作者”。它的面向大众的全民性、普及性,从而它的实践性、政治性,是最突出的特点。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前言:12月26日是国父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虽然很多人不愿意记得,我还是想以我的方式来纪念一下。
  
  毛泽东作为巨大的历史存在,从来就没有远去。围绕毛泽东的争论有很多,较严肃的争论,更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毛泽东在文化上的作为,则往往出于更普遍的偏见而笼统论之。在很多人那里,毛泽东时代被认定是文化的噩梦,是知识分子的地狱。不去除这个极浅薄的偏见,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时代(包括延安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现象,也就不能理解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逻辑。历史不能随意打扮,亦不能轻率结论;历史问题,还得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判别。在最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后,联系以前的所看所思,写成此文。本文将以“毛泽东的文化事业”一题为中心,从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际及其所承担的文化的流变着眼,梳理近百年来的历史逻辑,就一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个人看法。虽是一家之见,亦是认真思考所得。
  
  因涉及问题多、时空广,限于当前精力和篇幅,很多论述没有详细展开,素材的叙述亦可能不够具体。由于阅读资料的局限,难免有片面之处。很多问题,还需要再作探讨。
  
  一
  
  毛泽东时代在文化艺术各方面作出的实践,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有着其独特风貌。植根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展现一个新生国家的新面貌,是这个时期的总体特点。各种地方戏重新繁荣,民间剧团大量兴起,各地区民歌得到传承发扬,加上其他民间艺术、工艺的发展,构成了新生的人民国家的文化景观。文学方面,面向大众,结合传统和民间的文学形式,在小说、戏剧文学、新民歌等体裁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美术方面,宣传画、年画、连环画册普遍于社会各个角落,不乏优秀之作;音乐方面,许多经典歌曲传唱至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钢琴协奏曲《黄河》(1969),则以西方音乐形式创造了民族音乐的经典;戏剧方面,除了地方戏的繁荣,“样板戏”更造就了京剧、芭蕾舞剧的高峰,此外,话剧、歌剧等也有不少创造。电影、动画成就卓著,许多经典作品至今不衰。
  
  就拿大家熟悉的动画来说,我们曾经有着让人叹惋的辉煌。传统的国画、戏曲、表演、音乐元素,民间美术、皮影、剪纸甚至折纸艺术,都融入了动画的创造。60年代开创的水墨动画更是被日本动画界称作奇迹。很多影片屡获国际大奖,塑造了一个个不逊于国外的经典民族形象。《大闹天宫》(1965)是中国动画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与它合称为“双璧”的《哪咤闹海》(1979,改革开放尚未正式展开),则代表了一个英雄主义时代的最后辉煌。80年代起,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动画逐渐走向商业化、幼稚化、俗滥化、模仿化,真正的“民族风”不见了。这之后的国产动画情况,读者应该比我更清楚。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一味地步趋他人,流于模仿跟风,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也难以被国外认可。
  
  综观毛时代的文艺景观,可以看到其深厚的民族风格:在审美上,呈现一种素朴中和、积极明快而又净丽含蓄之美,避免做直露的性、恐怖、血腥等感官刺激的展现;表现上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避免隐晦、荒诞的手法;整体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性和昂扬雄健的浪漫格调;以劳动者为主要表现和接受对象,关注现实社会和历史题材,着力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形象,突出思想本质和政治、道义主题;重视文艺的群众参与性和接受效果;由此,在文艺的功能上,激浊扬清,批判落后,赞颂崇高,关注现实政治和历史发展,注重对人思想修养、人生境界、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引导人们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生产、政治活动。
  
  这些,既是继承和再造了一个浴血重生的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有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进步性。文艺从少数贵族、精英的消遣娱乐而变成全民的精神财富,知识分子从文化占有者成为“文化工作者”,为人民服务。它的面向大众的全民性、普及性,从而它的实践性、政治性,是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理解毛时代及其前后文化发展包括各种冲突、纠葛的关键。
  
  二
  
  这就谈到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文艺理论上,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有为人生而艺术的,有为个人而艺术的,有为谋利而艺术的,有为娱乐而艺术的。单从理论上讲,都无可厚非。然而现实是,文艺本身与社会有分不开的联系,正如它的承担者——人本身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一样。问题还在于社会现实。那么,要想理解实践性、政治性异常突出的毛时代的文艺现象,有必要继续回溯历史。
  
  作为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自古以来将“文”放在重要地位。古老的《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是广义上的自然、社会中的复杂现象、关系,但这种大文化观,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化、文艺、文学观念。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著书、立说、作文,大都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因此被放在极高的地位上。从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诗教”说,到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贯道”、“明道”,直到近人梁启超的“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到“五四”时期以文学启蒙国人、推动社会变革,一脉相承的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重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政治抱负,“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品格;而真正去“为艺术而艺术”或“为个人而艺术”的,往往是在政治实践失败、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之后的无奈选择——寄情于山水、诗书,所谓“远离政治”,“不问世事”,这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姿态。
  
  在这其中也有大胆冲破传统道德观念,提倡文艺为个人性情的,最激烈的莫过于明朝的叛逆思想家李贽。然而他的新文艺观,首先是从他不满于现实政治的腐败、道学家的虚伪出发的,本身即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自己的文章就充满着政治、哲学的思辨。他赞赏《水浒传》中的农民英雄,冠《水浒传》以“忠义”之名,并通过评点小说来批判社会。可见他不是不要道义,而正是呼唤真正的道义。许多表面上愤世嫉俗、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也基本上如此。
  
  对于文艺及文人这种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传统精神,是否是“优良传统”,有待探讨,但绝对不能无视和抛弃,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被抛弃过,它早就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那么,作为近现代关键点的“五四”,这场以“新文化”命名的运动,就不难让人想起历史上的历次重大文化运动:唐、宋的古文运动,明朝的复古、反复古潮流,晚清以来的小说界、诗界革命,无一不是首先由政治领袖——在朝的或在野的——为了政治目的,并配合着政治手段来发起的。而以“五四”为起点的贯穿整个现、当代的持续的文化大变革,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再次回响。
  
  三
  
  鸦片战争所开启的近代历史,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变到今天,仍然不是完成时——从煌煌文明大国到半殖民地的巨大落差,改良失败的余痛,民主革命结出的苦果,民权未保而国权新丧的屈辱,活跃的思想与灰沉的现实,这些一起加在了有责任的五四知识分子头上。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的探求越来越急切。文艺方面,在运动初期,以“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潮占主流,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以其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批判精神,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但也已经埋伏下了所谓文学“功利化”与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分歧。
  
  1926年“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社会形势再度急转,此前军阀混战客观上造成的思想空隙被打破,中国勉强实现了统一,而几大政治阵营的较量也日趋明晰,文化人面临重新选择。此后,社会革命、抗日救亡、建立新政权的历史主题接踵而来,知识分子普遍地自觉地改变了姿态,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郭沫若宣称:“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文艺家们,从流连于个人形象与精神世界的关照,转而关注广阔的社会现实;从虽有论争但仍不失文人风雅的学术探讨,转向直接参与到政治运动、革命潮流中;从居高临下,“启蒙”大众的精英知识分子,转而放低身段,向工农大众靠拢;从清高矜持的“个体独立”,转而团体化,组织化,从而政治化。
  
  这一时期,倾向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声势渐盛。于此相对的是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两者的论争渐趋白热化。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集结成“新月派”,其主要理论家梁实秋并不讳言,他们所针对的是这样的紧迫现实:无产阶级的运动已“由政治的更进而为文化的运动”,要“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此,论争成为一场双方都自觉意识到的、争夺文艺阵地与领导权的斗争。
  
  实际上,没有人可以真正无视时代的主题,自由主义者们也不例外。梁实秋认为文学里要“有思想的骨干”、“有道德性描写”,不应“躲避人生”;朱光潜表示“为文艺而文艺”是“不健全的文艺观”;沈从文则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一种勇气同信心”。他们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
  
  在动荡的30年代,尽管知识分子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中,但很少受到西方颓废、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而是严肃地思考自我、人生、社会,与爱国群众一道,构成了中国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深厚的传统人文精神的延续,是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责任感、道德意识的有力证明。
  
  四
  
  李泽厚认为“五四”之后,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即“救亡压倒了启蒙”,成为历史的遗憾。这一论断在80年代颇有影响。正如有人指出的一样,李泽厚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当年“五四”的主角之一胡适就曾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让位于爱国救亡运动,实质是对“五四”思想启蒙不幸的政治干扰。然而,历史的逻辑是,正是参与到“救亡”的历史主题中,知识分子才真正赢得了民众,也空前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像五四之后一度寂寥失落;是知识分子选择了政治,构成了政治的实践者,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干扰”!
  
  并且,“五四”本身就是民族内忧外患所激发的结果,启蒙也好,个性解放也好,都是以唤醒民众、拯救中华为旨归,离开了这个目的,启蒙者们不是陷入彷徨无着,顾影自怜,就是退而自保,重归“闲适”——连自己都救不了,又何谈救人!
  
  在革命—救亡主题中,众多知识分子“左转”。从30年代初的“左联”开始,左翼知识分子形成组织化,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在这其中,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起到重要的领导组织作用。因着五四大潮诞生的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成立的团体,自然也注重文化问题,并本着为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参与到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当中。抗战迫近,为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左联”解散,更多知识分子汇集到延安。火热的政治实践和积极向上的社会面貌,赋予了延安“圣地”的精神意义,让一度彷徨的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希望,产生了新的想象,投入新的社会变革洪流中。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后整理成文,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方针,对解放区内外以及日后新中国的文艺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话》中,涉及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标准、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文艺队伍的建设等问题,而其核心则在于革命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文艺要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把“大众化”、“平民化”的笼统说法具体化了;并主张文艺家到群众中去获取创作源泉,与工农兵结合。这就既指出了创作方向,又提出了实践方法。而这其中,文艺家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关键。
  
  除了《讲话》,毛泽东还有许多论著涉及到文艺政策、文化发展以及党内学习、工作问题。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实践性品格:他的政治、文艺的实践和主张,都紧紧围绕着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对现实危机、问题的紧迫应答。他主张看问题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扎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是“言必称希腊”;在此基础上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总结革命发展和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现实问题。
  
  基于这种实践性品格,毛泽东与左翼知识分子一道,建立了文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文学艺术不再是与现实始终隔着一层的“艺术关照”,不再是带观赏审视意味的“反映现实”,而是直接参与到对现实的构建中,成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本文题目中的“文化事业”——把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即革命、救亡、建设新社会的事业,而超越了以往的文化作为“文化人”的赏玩对象或谋生资本的处境。“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地位空前地提高了,文化事业是神圣的,是感奋民心,改造人思想灵魂的,为实现社会理想服务的大事业,参与建设这一事业的知识分子也被冠以“人民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称号,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因着时代主题而空前地扩大了。
  
  五
  
  正是在革命—救亡的历史主题中,知识分子在“五四”期间提出的一些社会、文艺理想有了现实的落脚点。“大众化”、“平民文学”的主张很早就提出了,然而也是在改变了生活环境和思想态度,真正接触和体验了民众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样的文艺实践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更加重视民间资源、民族传统,而这正是被“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所忽略的。由此,“五四”知识分子走出了青春的冲动和盲目,而更加扎实、稳健,更加有实效地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自己的认识也有了转变,从高姿态的“启蒙者”或孤独自赏的“零余人”,锻炼成为平凡又崇高的“文化工作者”。
  
  毛泽东的文化事业贯穿于他的社会事业的始终,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建国后的文化运动和实践是延安时期的继续和深化。更为重要也常被忽略的,是文字、基础教育、文化知识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这实是一个“自古未有之大变局”,而它所依靠的正是毛泽东以广大农民为基础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普及在以前根本没法想象。无论是“新村实验”还是“教育救国”等尝试,都没能改变旧时代文化垄断的事实。从而“德先生”、“赛先生”也好,“人道”、“新民”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鲁迅的书今天看来意义非凡,然而在他当时的影响恐怕极为有限,大部分人还是文盲半文盲,没有读书接受新文化的能力和自觉。
  
  也正是本着《讲话》所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方案,毛泽东的革命在扫清了旧文化之后,也为新文化创造了条件。建国不久,即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文化知识的普及,这在后起的国家当中实属奇迹——处境类似的印度,则没有那么幸运,直到现在知识垄断、社会分化严重。也正是这种普及,为一切的“启蒙”创造了对象和条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一切现代方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在毛时代之后,80年代的思想热经典热也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甚至,今天能形成广泛的传媒公共空间和热烈的网络表达,也离不开这个基础——实际上毛时代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文体活动,以及文革中大字报的普遍使用,已经是在进行现代意义的尝试。打破文化垄断所形成的“大众化”,客观上为所谓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建立了空间,构成了与古典时期的鲜明对比,这一“变”,又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这个话题,后面还将涉及。
  
  六
  
  应该说,知识分子在这整个进程中是有历史自觉的,参与现实的品格不断深化加强,也适应时代需要而自我扬弃。启蒙—革命—救亡—解放—建设—批判,构成了他们历史担当的脉络。当然期间有分化、冲突,但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裁决。
  
  抗战结束,国内两大政治力量的合作终结,文艺界各种力量也迅速分化,纷纷纳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政治较量中。1945、1946年,文艺界分别在共、国两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各自的协会,国民党官方刊物《文艺先锋》高举“三民主义文艺建设”的旗帜,对左翼文艺竭力挞伐,但他们既没有稍具体系的理论和较有价值的创作,更没有人心的支持,反响甚微。而越来越多的中间分子却趋于理解、靠拢左翼文艺路线。
  
  革命党与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根据地的壮大,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革命阵营。1948年,决胜之际,行将垮台的国民党政府匆忙地网罗文化界名人,一同南下“避难”,北京也筹备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北上“会师”。南下的稀落仓皇和北上的繁盛有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9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余年来,中国人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诗人胡风写道:“时间开始了!”
  
  然而,当全部的理想开始付诸现实时,仍然会有新的矛盾冲突。理想越高远、越真诚,矛盾也越尖锐。实际上,冲突从延安时代就埋下了伏笔,但为当时的形势及直接而同一的目标所淡化。建国之后,在广义的为人民、为国家建设、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并没有多大分歧。知识分子也乐于为国家建设为人民事业奉献力量,这也是他们参加革命时所向往的。为此,他们也大都愿意继续改造自我。但是,问题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上。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改造”被描述为“迫害”、“钳制”、“整肃”,成了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靥”。
  
  七
  
  这当然是针对毛时代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批判运动所言的。事实上,这样的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活动,在延安时代就实行过。如前所述,《讲话》就涉及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思想感情的问题,这也是左翼的革命党和知识分子所一直自觉关注的大问题。那么,建国后的运动其实是这个“历史问题”的延续。
  
  “改造知识分子”,这一命题本身带有很强烈的现代性意义。自古以来,以帝王之师、道统继承人自居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自信,一旦时代许可,都想着有一番作为,经世济民,匡正天下。。即便“不达”,也只是伤时叹世,并不会对整个文人阶层的地位、能力、价值产生根本怀疑,即便是离经叛道者。但是进入到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空前的扩大和复杂化,对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从而有了“现代性”的主题。这在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表现为对自我、世界的悲观,对“真理”、“历史规律”的质疑,对古典的和谐、统一之美的背离。
  
  对于近代以来被强行拉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国,情况又有不同。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所带来的都市文化兴起,而大部分地区却仍处于封建落后状态,作为支撑都市文明并多少参与现代化进程的附庸而勉强存在;一方面是深厚的古典传统的熏养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的拖拽。这就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处于两难处境。
  
  前面讲过,责任感、道德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也在近现代历史主题中焕发了生机。但传统精神背后支撑它的完整的政治、伦理体系和简单统一的自然、社会情景,却已不复再现。从而,“五四”运动自始就存在着自身矛盾,也确有不少知识分子在激烈的“反传统”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机,对自我产生怀疑,运动初期的激情、理想迅速消退——这在鲁迅的作品中最有体现。
  
  这样的话,即便没有“改造”,知识分子也不免地要“变”了。而“改造”,实际上正是一种积极的应“变”,而非消极的回避。这个改造,又紧紧联系着当时更大的社会主题,从而使他们去面对惨淡的现实,承担责任。这既有传统知识分子“内省”精神的作用,也更因为左翼知识分子和革命党的持续自觉的积极作为。须知,在血泊和黑暗中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在精神、物质的双重危机和历史、未来的两大黑暗中艰难挺立,以幼弱之力担负起一个民族的重托,在星星之光中擎起火把独行、播成燎原之势的革命者,正是古今中外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正像毛泽东在《讲话》中拿自己做例子,讲改造自我思想感情的历程,革命的先行者正是经历了自己的改造,从而也要求新的参与者改造自我,这是参与革命的首要条件。
  
  这就从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质疑,转变到外部对知识分子的“合法性”的批判——向来以“老师”的面目出现,甚至号称“启蒙者”的这群人,你的地位是谁规定的?合理吗?你对自己认识清楚了吗?有资格参与到宏大而沉重的历史主题中吗?准备好处理各种困难、冲突了吗?这样的拷问,仍是出于对现实主题的紧迫应答,出于革命者的实践性品格。由此,知识分子从自封的启蒙者、批判者,可能成为现实中的被启蒙者、被批判者。而批判不是目的,正如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破坏,更在于重建;同样,质疑、批判之后,必然是改造。“改造”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在于其指向;而在当时的情境中,改造一个人,也等同于帮助他,帮助对方改掉弱点、锻炼自己,更好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中。这种基于同一的、真诚的理想的互相批评、协同,是当今以“个体”为终极价值的人比较难以理解的。
  
  八
  
  建国之后,年轻的共和国要带着绝大部分的人共同前进,而不能任意抛弃。于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参与者”的改造问题。实际上,强大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说服力,在建国以前就已经争取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靠拢。进入新的纪元,他们也大都能接受改造,为国家建设服务。许多作家——不乏以前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写出反映国家火热的场面、向上的劲头的作品,主动去农村、工厂体验生活,甚至亲自赶赴朝鲜战场!——这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许多人当时的作品中,热诚地讴歌祖国的新生,讴歌人民与领袖,迫切地希望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力量。如果这被后来的历史叙述者判定为“违心”之作的话,那么当时一些作家的私人信件、日记当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热情,这样的“违心”说不过去吧。总之,不管是自觉不自觉,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确是融入到新的时代洪流中了。
  
  新的时代也并非没有给他们回报。相对安稳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待遇(文革时期的一项激进的批判就是批“三高”:高稿费,高工资,高奖金),以及“文化工作者”、“建设者”、“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的社会认同,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是低,而是异常地高。相应地,知识分子所承担的要求也更高,文化作为宏大事业的一部分,要求更强烈、直接地参与到新的时代主题的构建中。
  
  问题就在于新的时代主题的不确定——已经不像战争时代那样直接、明确、一致,虽然在广义上还是统一的。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文学史家用“一体化”和建立新“规范”来概括当时的文化进程。其实,假若真的建立了确定的“规范”,反而会易于被当时人接受——百余年的社会动荡就是表现为没有规范,没有秩序;而50年代前期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所带来的较为确定的“规范”,也确实为新的“文化工作者”们接受。
  
  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生民族国家起步是艰难的,而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又是艰巨的。从建立第一天,这个国家的脚步就没有停歇。50年代前期,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一五计划,紧锣密鼓,接踵或并肩而来。一五计划的实现尚未完成,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摆脱苏联模式,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农村,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开展;随后是人民公社化化运动,大跃进,然后是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毛泽东又考虑公有制的巩固和防止官僚主义的问题,在农村开展了清查干部的四清运动;运动受到消极应付,毛泽东因而对党的官僚系统失去信心,从而发动了指向“党内走资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自己一手建立的党政系统。而文革本身就包括大大小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
  
  在这条线之外,还有国际方面,苏共20大、中苏决裂、中苏论战、中印、中苏边境冲突、进联合国、中美建交……
  
  这样密集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冲突,反映到敏感的文化领域,就有了建国以来的评《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双百”,反右倾,反右派,社教,文革,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其中有的批判运动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有的则没有,特别是文革,超出了他的预想。很多人在文革初期受到激进的批判,并发展到人身攻击,成为他们抹不去的伤痛。(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初期攻击教师、知识分子,多是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所为,他们挟家庭背景和“血统”优势,在各级党组织支持下,把斗争矛头从“党内走资派”转向普通教师和学生,后被毛泽东制止。另外,历次运动中,除了被中央点名的少数“头目”,其他受“牵连”者,多是各行政单位自行划定。又,文革之后还有许多人受到“新时期”——改革年代的“清算”,但往往不在公众视野内,也没能进入“知识分子”行列。)
  
  九
  
  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历史进程中,规范也是在不断的冲突中构建的。被树立的经典又被批判,被确立的规定又被质疑,乃至文革中,激进地把1949—1966年这17年的文艺路线称为“黑线专政”——批判、批判、再批判,否定、否定、再否定,直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基于不断斗争的、革命的哲学观,毛泽东的事业是在不断否定自我之中突进的。不满足于建国初期的歌颂承平,而要求文艺作品反映仍在不断进行的社会斗争的实践;不满足于知识分子的代言,而直接培养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新人;直到最后,还担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复辟,担心知识分子、干部——包括新培养起来的——重新变质。
  
  所以,并非现在所定义的“僵化”“保守”,毛时代的文化是同时代本身一样,是狂飙突进的,不停歇的,不断挑战的,在冲突中打破自我而行进的。不是僵化,而是烈变,不是保守,而是激进。这样的持续变动,又是指向宏大的社会理想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不但有着实践性品格,更是一个深沉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引导着对现实问题的应答,从而呈现出不断自我变革、直指终极理想而又伴随着复杂冲突的历史图景。有了这个历史逻辑,才能理解“规范”的不断重构和知识分子在这其中无所适从的处境。
  
  这其中出现的问题,无需掩饰。过于强调文艺的外部规律(与社会、历史、政治、现实的关系),忽视内部规律,使得毛泽东在《讲话》中所反对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实际上并不少见,尤其是新培养的一些普通作者的作品。毛泽东本人艺术造诣很高,曾经就一些文艺作品的内部细节提过意见,连一些专业人员也不得不敬服。但一些底层出身的文艺作者,其作品并不尽如人意。另外,由“政治—现实—艺术”的架构变成直接的“政治—艺术”的激进尝试,将政治表达直接美学化,这种把一切事物“泛政治化”的视角,也使得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审美、道德等人文因素被忽略,从而许多作品在变换了的历史情境中难以流传。从文艺接受的层面考虑,当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为预设的对象所接受,达到预设的效果,也是值得探讨的。
  
  当然,迫切的、全新的历史尝试,失误难免;面向大众,起点低、范围广,同时承载着沉重的传统,也不可能要求全部成果都那么完满。(对“革命”意义的透支是很大失误,而这正是毛时代的实践最终难以为继的政治—文化缘由,这又一次显示了文化与政治的依存关系。)对这样开历史之先的“新生事物”,是不是可以理解包容而不是一味指责呢?
  
  但实际上这些遗憾并不常被认真谈起,更多的关注点在于所谓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毋庸讳言,激烈的社会变革给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确实是很大的遗憾。在一个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又急切地迈向理想的路上,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包括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革命者以及领袖本人。但这些付出,都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选择。
  
  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很早就参加革命、文化工作的左翼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周扬等,他们不仅内部有分歧,也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批判。“新时期”得到“平反”,他们也被视为“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被后来解构革命的历史叙述者引为例子。然而,他们直至去世(胡风、丁玲、周扬都活到了“新时期”)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常被好事者说起的“个人恩怨”。——这又是后来的无良文人所不能想象的。
  
  与大力贬低左翼作家、左翼运动包括革命一起的,是80年代以来的“重写历史”的潮流。在重写的历史里,左翼知识分子普遍遭遇了类似解读,包括经典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鲁迅后期向无产阶级革命靠拢的事实被淡化处理,在冠以“现代主义视角”的语境中,成为80年代以“新启蒙者”自居者的自我想象的映照——在之前的“政治化”解读受到清算的同时,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化。于此同时,被毛时代排斥的一些边缘人物,作为“历史遗产”得到“深度”开掘,被塑造成文化英雄,现代性的先驱者。非左翼的作家、学者,过去和现在的,一时间涌现出来,参与到新的历史书写中;借着港台、西方的新“权威”,大量非左翼文人的神话被制造出来(比如对张爱玲的推崇)。——又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而这一变,实是又一次挟政治变革之威,尽管“新时期”的“新人”们极力反对“政治”,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讽刺的是,当时很多人提出“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口号,表示响应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号召。)
  
  这样的历史改写一直持续到现在,且往往持“文化批判”的姿态,尽管一直与政治进程保持着暧昧关系。世纪之交,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经济大国”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个世界当然是资本视角的世界,此前毛时代同亚非拉国家广泛的文化交往被忽略,毛时代在“落后”、“僵化”的同时也赢得了“封闭”的光荣称号——自此,与时俱进的知识者也调整了文化策略,与他们一直排斥的“官方”一同,开始构建起更加完美的历史想象(当然各自的想象不完全一样)。这个新的想象,紧密顺应着“大国复兴”、“现代化”、“国际化”的时代大主题;在这个想象中,中国从近代以来(甚至是明朝以来),一直走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到今天才算赶上世界潮流,摆脱了“前现代”的蒙昧,汇入现代文明;在这个想象中,毛泽东时代被当成不幸落在清澈历史河流中的一段“异质”而被轻轻剔除;在这个想象中,民族屈辱、斗争反抗的悲壮被“大国复兴”的豪迈所取代;在这个想象中,革命主题被淡化,革命的背景被模糊,革命的最初目的被置换,革命作为复兴的一部分,追求的正是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世界化。
  
  十一
  
  这个想象的戏剧性表现,是最近不断强化的民国印象(或称民国热,或高端上档次的“民国范儿”,“范儿”这音怎么读?我老土,不会说)。一个在历史长河上类似于南北朝、五代等时期的大分裂大动荡大黑暗的时代,居然被有心人发现了它的闪光:大上海、老北平的繁荣,上海滩风云儿女的传奇,民国军人甚至军阀的忠勇善战,民国女人的气质柔情,民国领袖的宽厚坚毅和人情味,当然,更少不了民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文章风流人物。——还真有“范儿”!这些万花筒一样的风景,搭载着现代传媒、影视的各色观光车,让人着实迎接不暇,大呼原来受了洗脑,受了愚弄蒙骗,太无知,太偏见,太可恶——便是我,也要投降国民党了(见《阿Q正传》)。
  
  这这个明媚光鲜的风景画卷里,独不见革命大潮的翻涌,不见亿万底层人的挣扎,不见腥风血雨的争斗,当然,也不用回答民国好风光毕竟东流去的“历史遗憾”。而当孙中山成为“国父”,当学者刘小枫称毛泽东为国父竟而引起争议,我等土人真真搞不清如今生活在哪个天下、哪个“大国”了!也不知道一向被独立自由人士憎恶的、以钳制知识分子为己任的“官方”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做个“决议”?哪怕真把“国父”判给孙中山,也是个说法,好让人心安。(孙中山当然也是真英雄,不可否认。)
  
  这个想象是这么完美,真是与现实、与改革以来的历史、与大民国甚至与革命前的中华大帝国,都无缝衔接了,但是,如果了解了历史上类似想象的构造,了解了大的历史逻辑,就不会对这种戏说一样的历史演绎感冒。
  
  十二
  
  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以与文革乃至整个革命时代决裂的姿态出现的,带着“重新估定一切”的眼光审视历史和现实。西方的各种理论又涌入了知识者的头脑,一度出现了像“五四”时期一样的急迫地尝试各种理论、热烈讨论中国去向的热潮。在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中,刚刚经历的“造神运动”是“前现代”的、“封建性”的,以前普遍接受的“阶级斗争”的绝对观念和单一的社会理想属于“理性的异化”。除了这种“理性思辨”,控诉、伤痕、寻根一类的感性表达,也一同加入了对新的想象的构造。
  
  尽管否定得如此决绝,这一文化浪潮与它所决裂的时代,又有着当时人意识不到的内在一致性。当走出文革、盛情拥抱新时代的诗人写出“我歌颂西单的民主墙”时,不知人们想过没有,用于张贴大字报、发表政治意见的“民主墙”,正是他们所诅咒的文革的产物(民主墙后来被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者们下令拆除);当8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公众普遍参与到校园内外、街头广场的论辩,热切讨论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种理性思辨的执着、对现实政治严肃发言乃至干预的胆略,正是他们的前辈们——文革中的造反者们所高扬的,更不用说此前的革命者;当80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中,激进的运动者们高喊出“我们等了70年”,把自己想象成为“五四”继承者,要接上“断了”的历史时,他们有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要割裂的那一大段历史,正是“五四”精神随着时代主题的一路展开,他们一度惊天动地的呼号,正是他们要抛弃的前一段历史——英雄史诗的时代——的遗响,也许是最后的遗响。“百年激进”的宏大历史进程,终于黯然收场。“现代”阖上了他的大门。(这是我自己作的历史划分,根据“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模式。没看到其他人怎么划分的,也许已有人提出过。)
  
  作为80年代的文化风貌,以反思、改革为主题,力求重新理性地把握历史、世界,逻辑地建立现实新规范、秩序,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而担当,为人类的发展出路而探索,这种似曾相识的品格,其实是近代以来一脉相承,到毛时代达到整体性高峰的品格,是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又一次高扬,也是最后一次整体性地高扬。尽管这次文化浪潮(算不上是“运动”)本身包涵各种复杂的动机,现实的担当并不够;对西方神话般的过分倚赖和对自己民族自虐式地鞭挞,造成了持久的病症;浪潮本身虎头蛇尾,很快转向个人,汇入庸俗……但是我还是相信有不少人在当时是真诚的,这些人当中,今天还有人在坚持理想(不见得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
  
  因此说,他们所背离的,也是所依靠的;他们所抛弃的,正是所实践的。这里的背离,指的是对“政治”的背离;抛弃,是对激进的、统一的社会理想的抛弃——他们不正是激进地想用另外一个统一的社会理想代替以前吗,甚至比以前的“统一”更厉害,叫做“普世”,更加赋予了神圣色彩;而他们口口声声要拒绝的“政治”,又是他们所必然倚赖的。很明显,政治性依然是80年代文化浪潮的核心,只不过是另一种政治。改革初期的政治图景给了知识者们充分的想象和信心,也给了直接的支持;而当政治变革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想,拜金的气息弥漫了全社会,整个的文化浪潮也就在去政治化的无声的大潮流中慢慢回落。
  
  十三
  
  1980年代中期,敏感的文学界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之前以反思历史、面对现实为题旨的主流开始退缩,渐渐转向个人,转向文学内部。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原点,前人普遍抛弃了的地方。
  
  曾经一部小说、一篇文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曾经一本新出的书引得人们连夜排队、顷刻售空的文学热、经典热,将成为远去的记忆。整个社会的思辨热、文化热、政治热,也慢慢消退。
  
  1988年,曾被人视为“新时期”文学开拓者、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发表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敏锐的指出了这一事实:80年代初,文学在社会上引起阵阵热潮,后来,热潮成为文学圈内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连圈内的热也不大出现了”;“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里是充满了开拓型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
  
  1993年,王蒙及时地赶上潮流,公然抛出了“躲避崇高”论,为王朔声辩——后者的小说被当时还不合时宜地保守“崇高”的文学评论界贬为“痞子文学”,其作品中的格言有“我是痞子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这在今天看来绝对正常而且高大上)……却说王朔现在是文艺界、影视界风云人物,不提。
  
  当文学转向内部,失去轰动效应,文人转向自我,等而下之,与庸俗接轨的时候,也宣告了一个去政治化时代的到来。历史进入到“后现代”,亦可以叫“后革命时代”、“后英雄时代”,也就是全面商业化的、资本化的时代。在文化上,则是泛商品化、消费化、娱乐化、流行化、碎片化、大众化(与毛时代的“大众化”有联系也有本质的不同)等,还可以再贬它一贬,叫做庸俗化、戏谑化、非理性、“无厘头”、纯粹搞笑等,都无不可。
  
  在一个有着深厚的严肃文化传统的国度,在一个“文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古国,这实是一“千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又是伴随着现代传媒特别是网络的兴起而迅速扩展的。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有人给出了极好的定义:小时代。
  
  十四
  
  那么,在这一变中,知识分子们又干什么去了?当然,知识分子数量上是大大增加了,甚至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了。这里主要说文化程度较高的,进入公众视野并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持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即便今天的文化已经变样,即便“文化人”拒绝“权力”,仍然不可否认文化权力阶层的存在。
  
  作为一个群体,没有了“五四”时期青年导师、启蒙领袖的高度,失去了毛时代“文化工作者”“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也不见了80年代“新启蒙者”的姿态。他们或者是在文化体制内埋头“学术”、为自己的前途劳累,也不时地忆苦思甜,珍惜大好形势;或者与商业媾和,贩点学术、熬点鸡汤,满足消费者快餐式的需求;或者自封“公知”,作为一个新的物种,给大家增加点娱乐元素,偶尔弹起80年代的民主、普世调子,已是“曲高和寡”,最近因为各种不堪的原因被抓,看来虽然号称“公共”,人品也不咋样;我们甚至还有“文艺圈子”,有不少“德艺双馨”的文化人,经常在娱乐、情感、财经等网络频道上见到他们的姿势。
  
  总之,时过境迁,“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你秀直肠癌也好,嫖妓被抓也好,获诺贝尔奖也好,总之,您再也掀不起浪头来了。
  
  严肃文艺衰落,商业—大众文化兴起,既是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制造者与接受者互相作用的结果。虽然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中,制造者与接受者已经基本混同为一体,但是,持有领导权的一部分知识者的引导、带动,仍然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担任文化部长、作协副主席的王蒙们公然躲避崇高之时,也正是80后、90后们成长的时期;当王蒙们后来发现新作家普遍缺乏历史感、社会现实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今的文化“缺钙”,与他们当初种的是什么草,养的是什么牛,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文化”这东西,是不是还是该有引导,有规范?
  
  事实上,今天的“规范”也不是没有,是另一种规范,商业化的、逐利的规范:不用往大处看,且看身边漫天铺盖的广告,各种商业活动的仪式,求职者的简历、着装、用语、神态,等等,就这样的小事务,都有一整套的规范,有专业的书籍,专门的学问,专门的老师——谁不遵从,就没法跻进主流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家们所讲的建国以来的“一体化”进程,今天实际上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已经有名字了,叫做“全球化”。如果说得“保守、僵化、教条”一些,叫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中,文化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存在着其生产—运作(传播)—消费的完成过程,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十五
  
  上帝死了,我还活着;
  
  英雄倒了,我还立着;
  
  历史远了,我还笑着;
  
  理想淡了,我还扯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我,我。
  
  当人们还在为从政治秩序中“摆脱”出来而庆幸时,由现代科技、工业、市场、资本所建立的秩序,已经悄然而强有力地笼罩了一切;被指认为终极价值所在的“个体”,陷入了无形的、更大的约束;对“集体”的拒绝,使“个体”愈加孤立无助。这是“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而“个体”一旦脱离了社会、他人的参照,其内在价值将十分可疑;当人与人的关系仅仅通过资本运动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当人的价值只作为商品存在,那么个体将与社会一起瓦解。现实中,这个过程在加剧,但在中国,还因为深厚的传统和深刻的革命所留下的印痕,人的关系、社会形态留有其复杂性。但现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世界的冷漠,社会的残忍,我们见证着温情的丧失、理想的倒下、道义的衰落。而这时候的无助的“个体”,唯一在做的还是加剧自己的“个体化”,来加强自我认同,不过这个认同,可能还是这整个社会的畸形的期许,是社会规范、他人要求的“对象化”——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可怜的“个体”,可悲的世界!
  
  无论是现代主义的悲观的质疑,还是后现代性的轻巧的戏谑,所面临的都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快节奏的学习、工作,使人一旦停下脚步,就有被抛弃的危险;在自由选择的名义上,仅仅一个考试分数,一张证书,一个名额,就死死地左右了人的高低。所有人被放在了同一个竞争场上,后头的人固然不甘心,前面的人更丝毫不敢懈怠。从而,采取“不问世事”,埋头于眼前切身利益,成为最“现实”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又是高度“理性”的。
  
  在高度理性的现代人这里,任何关于道义、理想以及思想理论的表达,都有可能面临“我——不——相——信”的尴尬,被指认为说教、洗脑。人们审慎地采纳了“不教自己之头脑,成为他人跑马场”的唯一原则,把自己包裹地刀枪不入。
  
  那么,常被憎为说教、束缚、压制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文化、思想、理想这些东西,则不是知趣地退出,就是改换头面,适时地把自己包装起来,作为商品大家族的一员,廉价地卖给人们,得体地充当着“人生已经如此艰难”的现实生活的调味剂、开心果。还好,现在有一个好处,什么都可以“卖”嘛,自由。这真是最现实主义的,最实用最理性的选择。
  
  十六
  
  在今天,“传统”也是一件挺热的物事。不同于上一世纪的激进的、偏执的态度,今天的人们平和了,包容了,成熟了。我们可以容许国、共同台述说历史,携手共创未来,可以祝福中、美国结成夫妻、白头偕老,可以欣赏孔子的幽默和奥巴马的可爱,甚至可以开发“红色经典”、“革命圣地”,只要能来钱,只要好玩。
  
  不过,包容还是有限度的。比如,就有人持“绝不饶恕”的决绝,对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传统文化的破坏。这其中,有前面讲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有对文化典籍、文物古迹的损毁,还有文化创造、研究的停滞倒退,等等。有人直接说,文化大革命是消灭文化的革命,是对人类文明的“浩劫”。
  
  “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不分析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追究近代以来内外迫力之下持续破旧立新的历史逻辑,也没有看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本身这一巨大“传统”的保存和再造,当然,更不会承认毛泽东时代文化普及、再生传统文化的创举。
  
  传统体现在哪?体现在今天的古装剧热、旅游热?体现在保存典籍、学术研究?体现在对“国学大师”的大熊猫一样的待遇?体现在今天的这讲坛,那讲经?
  
  不从动机上看的话,上述因素大概都有自己合理的地方。毛泽东时代可能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好,但是,传统还可能有别的存在方式,有别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首先是文章开头已经讲过的,毛泽东时代在文艺作品上对民族传统、民间因素的开掘,并赋予积极的英雄主义的时代意义,打破文化垄断,面向大众,从而使将死的“传统”焕发了生机,产生了向现代(不同于现在这个“现代”)转变并孕育更高社会形态的可能。
  
  这只是可以看到的有形创造,还有无形的,然而更重要的,就是毛时代以其深刻的政治实践所作的制度性创建。在农村,人民公社这一现代组织结构,将生产、生活、行政、文化娱乐包纳于一体,巩固了传统农村的“乡土”传统,对农民赖以生存的“熟人社会”的伦理基础作了制度保障,并以现代方式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为载体,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内容,提高了其所处的文化地位,使之在其中得到认同感、意义感。再看今天的农村,已经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正是今天面临的重大矛盾危机。
  
  另外,如前所述,文化本身担负着参与政治实践的功能。反过来,文化活动也扩大了政治的容量,带来了崭新的政治景观。不同于今天,进入人们视线的只是开会、投票、读文件、办行政,毛时代的政治实践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干部不但在生产、行政事务中与群众发生联系,而且广泛参与到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基于朴素的相互信任和一致的目标,干部、群众之间并非是紧张的行政关系、对立的统治—被统治,更因为共同的学习、讨论、审美、娱乐等精神活动,而真正“打成一片”。今天的“亲民”,是因为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已经太远,需要刻意去“亲”,而毛时代的干群之间,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隔阂。这也是毛时代独有的政治文化生态。
  
  十七
  
  在城市,以国企为单位,形成了崭新的社区文化。“以厂为家”成为普遍感受和事实,工人与单位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基于共同生产目标的团结协作。而这个目标也纳入到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宏大主题中,因为产生更大的象征意义。厂内、厂间不时开展的文体活动,丰富了工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还举办舞会等形式的为青年提供恋爱机会的活动……工人们办厂内报刊,聚集在一起谈论厂内厂外、国家国际的新闻大事,甚至连班组、车间之间的“生产竞赛”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文化意义。
  
  这样的人文氛围,不但是今天流水线上的工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有的。今天的市民,往往同住一个楼层多年的不相认识,人与人在现实中没有多少交集,于是上班、购物、上网、旅游等,构成市民的主要活动。而这些活动,基本是围绕着商业这一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进行的,人更多打交道的是与商业机构、公司这些冷冰冰的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法人”。当然,还有人民币这个最亲密的伙伴。
  
  因此可以说,毛时代的政治实践,保障和加强了中国传统中浓厚的人伦关系,而这也是“传统”之存在的倚赖。这不但保留延续了传统民间的重视舆论评议的习惯、“古道热肠”、的道义感,又因为新型的组织结构和价值追求而能削弱传统中可能滋生的落后因素,诸如旧时小市民的散漫、嫖赌等恶习,农民的自私、短视以及宗族纠葛等。
  
  当然,这只是所有实践中所展现的方向和在逐步实现的事实。众多的人口、不同的地域,以及政治探索中的失误、具体实践中的冲突,使得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地那么圆满。然而,毛时代农村水利等农用设施建设甚至公社自办集体企业、国企所创造的工业增长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种种重大成就,都证明了毛时代以公有制为主体结构、以社会理想凝聚人民的政治实践的成功。
  
  这些因政治实践而再造的文化传统,是远比几卷古籍几个大师重要得多的,但却被后来的历史叙述所极大地忽略、歪曲了。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保教”,可以理解为对毛泽东保国、保种并再造了文化传统的概括表述。
  
  十八
  
  80年代有“寻根文学”一个流派,多是以作者下放农村的经历为题材,从乡土传统的角度,关照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和缺陷,由此反思历史,思考未来方向。如果那个时候,因着毛泽东的“保教”,还尚有“根”可寻的话,那么今天,这缕几千年的传统之根,已是脉息甚微了。
  
  诚然,毛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存在破坏传统的失误之处,然而,真正毁灭性的打击却是市场化、商业化、资本运动。这里用得着《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也许并未过时: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今天的传统热、国学热、大师热、民俗热、收藏热等等貌似体现“传统”的小潮流,其背后的“交易”不言而喻。当季羡林先生回乡祭祖时都围着一群拍照录像的敬业人士,当季先生甫一过世,他的各种精装文集便阅兵似的排上了大小书店的架子,我们在感叹商业、资本的伟力的同时,亦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传统文化热,其实质是什么;也就不难理解杨绛拒绝出席她的“作品研讨会”时答道“不能吹泡泡”,指的是什么。
  
  这还不算势不可挡的房地产业等对古建筑、旧民居的大量破坏,而这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合法面目出现的;还不算崩坏的农村结构对传统伦理的打击;还不算外语、外国产品对民族传统的挤压;还不算传统道德的沦丧。当然,这又可能跳到保守、停滞、排外的逻辑极端上,然而,有人是真正痛惜“传统”流失的,所以以上这些,又不能不提。
  
  还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中一些被历史多次审判过的阴暗、渣滓,却正在搭借着现代传媒的公共汽车,重新被打捞起来。当然,现代人的通达,不会在理念上受到“灌输”,现代传媒及文化产品也不负责这个,然而对糟粕的发挥和对猥琐的欣赏,其对接受者心理、精神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极为可能的;其中封建贵族文化的畸形视域和潜在优越性的展露,与今天人们的追求又暗暗相合,从而与“民国”等历史想象一起,参与了现代人自我想象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古代、现代、中国、外国甚至外星,各种形式的娱乐表达,都是可以相容于当下的语境中的,因为,它们仅仅是消费品,纯属娱乐和想象。
  
  而回观毛泽东时代对传统的再造,却真正是批判地继承、发扬;面对的是整个民族危亡的难题,而能让传统在新的主题中重生,并向新型社会转化。这样的手笔,着实伟大。
  
  十九
  
  回到今天“个体”所面临的事实。如果“五四”时期和80年代所讲的个体,还或多或少带有充分发扬人的价值的探索,那么今天的个体以及自由,恐怕真担得起以前常被指认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帽子。自私自利,已经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的角度得到辩护,并上升到经济乃至人类发展的推动力的高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俨然已成为霸气又严密的公理。(有人指出,“为己”的原意不见得是今天所普遍理解的;这里仍用其流行的意义。)
  
  如果说80年代知识分子对历史探索、社会理想的质疑,带有人生遭际和理想破灭的余悸,那么表面上相似的情景,在今天,则不用拿那么宏大的理由来解释;人们本不需要什么理由,更不会因此产生精神负担。
  
  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既解构历史,也嘲讽理想。信什么?信现在,信自己。这早就不是现代性的严肃的思辨、质疑,而是仅仅也紧紧关注个人当下利益的“务实”。
  
  从反对“理性异化”,到如今理性丧失,理性地把握世界、历史的努力日渐微弱。从国家层面上由“务实”的政策取代宏大的理想和计划,到个人仅仅对自己所在的、利益攸关的小圈子感兴趣,对世界、生命、历史、哲学等“形而上”事物的麻木。
  
  从积极地参与政治、构建政治和后来的干预、批判政治,到如今政治也成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最受到关注的是领导人的领带及夫人的包。
  
  从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斗争哲学”的厌弃,到今天不无讽刺地把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奉为最高原则,整体性地把握自身命运的努力让位给个体间的直接利益争夺,而对自由背后的陷阱视而不见,不怀疑也不拒绝,也拒绝不得。
  
  从对理想的高扬,对道义的推崇,到今天不但把理想、道义踩在脚下,而且把先贤、烈士的形象按自己庸俗的趣味涂抹。
  
  ……
  
  从而,任何严肃的理论思辨,任何非世俗的理想向往,任何对道义、崇高的直接标榜,任何政治立场的表达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任何理性认识宏观世界的努力,都面临着被解构被嘲讽的危险。
  
  或许根本就没有这种危险。仅仅是,认真你就错,玩玩而已。一句“傻×!”,可以终结一切认真而徒劳的言语。
  
  这是无论持何种立场、理论、理想的认真严肃者的真正难题。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困境,仍然好于在主流中一起庸俗、沦落,至少不比此低。因为,主流亦有其不得已的处境,真正的闲适、安心也在今天已不可得。既然,保持一份对世界和自我的清醒,力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也至少是别一种选择。
  
  现实也的确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因“不管”而客观造成的思想的空间,丰厚的历史资源,文化遗产,前人的启示,使得这别一种选择有了发展的可能。由此,现实中也蕴含着多种可能,只要肯去发掘。
  
  从这里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
  
  好的是理想的多种,糟的是现实的一样。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看我们的前人在当时的选择,就不仅仅是“怀旧”,更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在如今的暗淡中寻找另一个时空的依据。
  
  二十
  
  那么今天,毛泽东的文化遗产仍有其意义。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回避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我们的批评。”
  
  ——AlainBadiou,ThecultureRevolution:ThelastRevolution?
  
  作为一个布衣学子出身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毛泽东对文化事业的创造,对文化、文艺问题的直接发言,都为其前辈和继任者所不及。
  
  毛泽东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创造,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多繁重事务之外,一直保持着自身文化、理论修养的自觉提高,保持着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和超越性的探求,其博大的胸怀,渊深的识见,其理论的系统、全面性,思想逻辑的巨大说服力,令后人汗颜。在多次领导干部会议上,他谆谆告诫同行们多读书、看报,甚至带着他们一起学习讨论;建国后,面对新的复杂问题,他依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花大力气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现实各方面问题,写出《论十大关系》等系统性论著;在认为苏联背离社会主义之后,他亲自领导了中苏论战,与苏方展开思想交锋;他晚年深为担忧的是,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但根深蒂固的贵族文化、心理并没有消失,担心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制度的全面复辟;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新官僚、知识精英的变质、堕落……
  
  如果说在当时,毛泽东的设想还确实有些“抽象”、“偏离实际”的话,那么他的担忧,已经在今天得到了全面证实。
  
  作为上一世纪最伟大的言说者,毛泽东的发问,超越了历史时空。
  
  他的直接批评,和他的时代所建立的全新的价值规范,在今天,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和评判视角,并非完全失效。(比如,人民性、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历史本质、歌颂反抗斗争等,在今天的文艺评论中仍有其意义,并得到部分继承。)
  
  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这一敏感问题的处理,剥除了复杂的历史现实所造成的遗憾和迷惑,仍给人们以警觉的启示。——当然,遗憾和迷惑正是令后人“不能饶恕”的地方,也不能掩盖。然而,知识分子因其独特的思考和感受,大概在任何时代,都面临遗憾和迷惑,这正是知识分子问题的复杂之处;当80年代知识分子“自由”之后,仍频频出现自杀、颓废,以致后来整体性地向世俗、金钱归附,丢掉数千年之“节操”;那么,对毛时代积极干预的做法,在认识到遗憾的同时,不能否认其进步性和特殊意义。
  
  二十一
  
  为今天的人们所迷恋的“西方”,实际上存在过一段时期,为来自东方的“毛泽东主义”所倾倒,其影响至今未绝。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造反”运动,史称“巴黎五月风暴”。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运动,与东方红色国度正在狂飙突进的社会运动遥相呼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学生们举着毛的头像,喊着造反口号,唱着革命的歌曲,占领了大街小巷。连摇滚明星,也加入了对革命和它的象征者——毛泽东的歌颂。
  
  类似的运动在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曾不同规模的发生过。
  
  著名思想家萨特,积极支持了巴黎学生运动,与法国的“毛主义者”并肩作战。萨特自觉改变了姿态,鲜明地主张“介入”——介入现实斗争,介入政治实践。由此,他公开谴责了美国的侵越战争,并对阿拉伯地区冲突、苏联问题等,做了积极干预。
  
  萨特实际上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他深入思考了知识分子问题,修正自己以往的观念。
  
  他认为,对于有着专业技术知识者来说,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人服务;另一方面,实际上却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只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深刻的矛盾。如果去适应或逃避这种矛盾,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正视这一深刻矛盾,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为此,萨特举例解释:一个美国科学家研制了新式武器,实际会成为侵越战争的帮凶,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不对。——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不安的良心”,并去努力解决矛盾。
  
  在与“毛主义者”一道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萨特又进了一步,认为上述这种自我反省者,仍然只属于“古典知识分子”;而在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同群众在一起,他们的唯一特殊之处在于能向群众提供专业知识,为群众服务。这样,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坦言,自己还仍是古典的,不过正在努力向新知识分子转变。
  
  结合萨特的所思所做,与毛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可以看到其明显的联系,不但在根本目标上一致,甚至也借用了毛泽东式的话语资源。萨特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努力改造自我为新知识分子,但也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整体性转变,要以一个新型社会为基础。
  
  那么,毛泽东所做的政治实践,其实正是要从整个社会层面解决这一问题。这个解决,不是那么完满,但已经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尝试。
  
  二十二
  
  在资本化越来越成为事实的今天,回看并不远的昨天,依然让人激动不已。或许,可以有另一种“想象”。
  
  曾经,人们以理想主义、以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阻止了资本扩张;
  
  曾经,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东方带领下,风起云涌,令资本主义不断弃城丢土;
  
  曾经,一个东方伟人的宣告,让举世震惊;
  
  曾经,一个不屈的红色国度,让他的对手先后折服;
  
  曾经,人们的评判以正义与否,敢于宣判美国为不正义;
  
  曾经,精英是为人民服务的,知识是全民的财富;
  
  曾经,人们的眼里充斥的不是金钱、性、欲望、明星和大款、二代和土豪、作秀的政客和叫卖的文人;
  
  曾经,有另一种想象和可能性;
  
  曾经,有一个神话……
  
  当阻止资本化、阻止人类自我毁灭的尝试失败,当历史已被宣布“终结”,当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被认为是单调、乏味——那么,看看今天庸俗、堕落的世界,虽然不能证明前者的合理,但至少,也能照见现实的荒谬。
  
  问题还是在现实。
  
  我们仍然有另一种选择。
  
  尤其,沉厚的历史能给我们启示。
  
  毛泽东,一个让有的人敬仰也让有的人发抖的名字。他的存在,是绕不过去的高峰。
  
  今天的争论,精英们的噩梦和诅咒,从反面显示了这一巨大的存在。
  
  我们应当庆幸,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先驱、先知者。这是中国,东方,最大的骄傲。
  
  面对现实,我们仍然可以选择。
  
  承受着这个沉默的空虚的小时代,我们最大的寄托,是巨大的历史空间,那里,有蝇营狗苟者无法想象的世界。那里发生了正剧,也发生了悲剧,但,都是严肃的。
  
  二十三
  
  颠倒世事几茫茫,衰世谁人识真王。
  
  千载同惜华胥梦,百年犹忆乌托邦。
  
  江山已多文人捧,风云还须英雄创。
  
  天若有情天应泪,人间正道本沧桑。
  
  [华胥梦]《列子·黄帝》讲的一个故事,说黄帝梦游到华胥氏之国,是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
  
  才力犹难出平庸
  
  巨制鸿篇做不成。
  
  只为凡尘多萦虑,
  
  便去当年借东风。
  
  二十四
  
  主要资料来源: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1~4卷);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郭绍虞等,中国历代文论选;
  
  黄忠晶,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
  
  戴维堤,逝者如斯;
  
  范正美,秋梦追思;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2期);
  
  南帆,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
  
  张慧瑜:民国想象,谁的民国?(《南风窗》2013年第25期);
  
  韩德强,历史的终结与新文化运动;
  
  贺雪峰,人民公社的三大功能;
  
  李北方,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为什么读书;
  
  李云雷,一名出身农村的博士的思考——我们为何而读书。
  
  另外,相当多的历史事实的资料,文艺作品,以及以前看过留下印象的论述,不一一列举;与同学的交流讨论,社会实践的调研,亦有很多启示。不列举。
  
  对于网络搜索资料,本文持慎用态度,仅用于确认人物履历、作品、言论、事件,以及个别名词、术语的查证。
  
  实际上,更多资料,来自于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实。而这一切,将成为历史。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1949
  
  (作者:一个九零后;2013年12月2日动笔,12月8日凌晨4时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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